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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误会的约会
我在鄂高的平凡三年
作者:明廷胜         时间:2018-12-25

1.

我和鄂高,很难说是一次使命必达的约会还是一次阴差阳错的误会。按照父亲的计划,我初中毕业应当去念中等师范学校,而我也确实争取到了全镇唯一一个保送师范学校的面试机会,但我面试时因为在体育方面表现太差而被师范学校拒签。中考结束后,父亲带我去地区教委讨说法,在地区教委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复,却在教委旁边的鄂南高中找到了希望。在咨询了鄂高时任校长的意见之后,父亲对我说:“我们不用再去找地区教委了,你还是来念高中吧……”

高中一年级我分在了高一(一)班,度过了几乎是我高中三年里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当时经济上的困扰似乎还不明显,我在学习上也仍然延续了初中以来的良好状态。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我们无忧无虑的享受着属于我们的花样年华:笔架山下的部队靶场里我们体验了枪弹呼啸而过的实弹射击,集体宿舍的深更半夜里我们围着一台收音机陪伴着中国足球队一同走过黑色N分钟;潜山腰的望景亭见证了我们为同学庆生的欢歌笑语,淦河畔的温泉游泳池里也留下过呛水的难忘记忆……

数学老师汪卓,当年刚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鄂高当老师。他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因了年龄的关系,是老师但更像我们的兄长,我们都叫他汪Sir。我们常常在他的单身宿舍里消磨休息日的无聊时光,看各种让花季的我们唏嘘不已的香港电视剧。记得寒假前的期末数学考试,正好赶上学校为老师们发放春节的福利。考完交卷的时候,汪Sir对我说:“有没有信心考满分?考满分晚上我请你吃鱼。”我也丝毫不客气:“那就去吧?判完卷再说吧!”于是叫上了几个同学,先帮汪Sir判完卷子,再一阵大快朵颐。虽然只是用煤油炉做的清水炖鱼,但对于吃够了食堂的清汤寡水的我们而言,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美好回忆。

班主任语文老师卢伏东温文儒雅,才华横溢,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声情并茂,一幅自我陶醉的样子,让我们深为折服。他口才极好,脾气似乎也不错。班里有个女同学因为爱讲话,他要给她调换座位,女同学据理力争,他却始终面带微笑,和颜悦色地对她说:“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辩论你是辩不过我的。”遗憾的是,和大多数才华横溢的文人墨客一样,卢老师似乎是不满于什么又似乎是参透了什么,他一直对自己的班主任身份满不在乎,似乎也是志不在此,一度甚至让新来的实习老师代理了几个月。我们高一(一)班的纪律因此较为涣散,常常在晚自习的时候招来学校或是年级组的各级领导莅临指导,并最终导致了高二开学前文理科分班的时候我们亲爱的高一(一)班被拆分了。我关于高中生活的美好回忆几乎也同时嘎然而止,直到高考前夕。

2

到现在我也很难说得清楚为何高中二年级我的成绩突然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如果非要总结出一个原因的话,我也只能说是在生理发育期、青春萌动期和高考备战期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所致。高二开学,我揣着三百元钱来到学校,这本来包括了参照上学年标准的一百六十元学费和几个月的生活费。但是地区教委暑期一纸规范收费文件将我们学校的收费标准封顶到了三百元,我顷刻就身无分文。高中后两年,我常常入不敷出,油水不足的肚子饿得咕咕叫。有几次下晚自习回宿舍前,我站在学校小卖铺的柜台前,闻着里面的面包香直咽口水,最终还是只能扭头回到教室,在日记本上改造我的灵魂。

我家在阳新县的农村,家中人口众多,父母务农,当时农民还有沉重的上交任务。我排行老二,而老大当时正在谈婚论嫁。僧多粥少,入不敷出,经济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事情,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父亲当时想让我去念师范学校。然而事实是我上了高中,给家中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经济负担,尚未过门的嫂子家里也是看得明白的,他们渐渐对这门亲事蒙生了悔意。摩擦、纠纷,退亲、算账,调停、和解,这门亲事慢慢演变成了一场长达一年多的闹剧,鸡飞狗跳,百转千回。虽然父亲在信中总是交待我安心学习,不要牵挂家里的事情。可是我能不牵挂吗?那是我的家!那里有我的亲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的神经,关乎我的未来!隔上一两周,我就会抽个休息日去在当地工作的两个本村叔叔家一趟,补充点给养,打个牙祭,偶尔也听到一些父亲不曾在信里告诉过我的关于哥哥婚事的最新进展,独自伤神或黯然落泪一番,然后再回到学校重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

高一(一)班化作一个美好的回忆被拆分了,我被分到了理科班高二(三)班。期中考试前,同为原一班分来的假小子高云在教学楼的走廊拦住了我,正色对我说:“明廷胜,你要记住,你是以一班第一名的成绩分到这个班的!”是啊!我是原一班的第一名。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我不想维护已不复存在的高一(一)班的尊严?难道我会和成绩过不去?只是,很快我就悲哀的发现:班级第一名对我而言居然就成了一个渐行渐远的美好回忆,我也不再是年级前五名哪怕是前十名榜单上的常客。每次考完试,我都对自己的分数和名次很不满意,认为这不是自己真实水平的表现,却也无法在接下来的考试中考出令人信服的分数。我彷徨不知所以,也百思不得其解,在郁闷和焦虑中踯躅前行。

新班级的班主任特级教师金瑞麟,刚刚送走了一个令他无比荣光的毕业班:这个班有两位同学高考成绩位列全省理科前十名,这在我们这所年轻的重点中学里难说绝后,至少也是空前的盛况了。正因如此,学校对我们班的前景充满了期待。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金老师不可谓不勤勉,然而我们班似乎缺少一位能够稳定发挥的领军人物。记忆中我们班有那么三四个人吧,我也算是其中比较不成器的一位,发挥好了偶尔能跑到年级前十名的榜单上路过一下,却总是难有令人信服的稳定表现。金老师对我似乎也充满了期待,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成为他麾下那闪亮的一分子,可惜总是力不从心。

高二下学期的某天,金老师家中失窃。我想他老人家如此呕心沥血的教导我们,我们却总是不能拿出令他满意的成绩,现在他家里又遭此不幸,真是于心不忍。于是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信交给他,就梁上君子的事情略作了一番安慰,又保证自己今后一定会好好学习,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云云。第二天体育课,体育老师有事未到,我们自己在操场上踢起了足球比赛。方正酣时,却发现金老师正站在教学楼下的高台上冷眼观战,比赛就此中止。从金老师眼皮底下走向教学楼的时候,我想起昨天刚写给他的信,那是真正体会到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感觉。

3

高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榜单。一个是红黑榜,贴在教室门的后面,全班同学的大名一字排开,每次考试成绩公布后,分数在120分以上的用红笔填写,120分以下的用黑色钢笔填写。颜色昭示着分数的高低,也昭示着老师的态度。另一个是排行榜,排的却是全年级的名次。高中三年的课本内容在高二的时候就已经学完了,整个高三一年都在进行着各种复习和形形色色的模拟考试——现在想来,这真是教育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每次大型模拟考试结束,全校四个理科班近300名同学的综合排名一目了然,时刻提醒你竞争就在身边,压力如影随形。

我的成绩仍然延续了高二以来的颓势。年级前十名对我来讲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更多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已经掉到年级二十名附近了。更悲哀的是,原来成绩平平的很多同学不经意间已经追了上来。说从七个县市择优录取学苗的鄂南高中藏龙卧虎绝非言过其实,谁都不是泛泛之辈。我原高一(一)班的同学王晓辉,她在高一的时候曾经告诉过我,她的父亲希望她能在高三的时候进步到年级前十名,她当时觉得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却也在高三的一次模拟考试中如愿考进年级前十名,在完成她父亲心愿的同时也实现了她自己的一个心愿:那就是考到我的前面去。我用自己的沉沦陪衬了同学们的进步,甚至不知该如何向他们表示祝贺。

我对自己其实还是很有信心的。我当时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我觉得以我的水平在高考中五科平均考130分是没有问题的:语文和数学扯平,化学补英语的缺,物理就考平均分,这样算来高考至少是可以考到650分以上的——但实际上在高三这一年大大小小的模拟考试中,我好像从来没有录得过620分以上的分数。所以我后来一直很怀疑,为啥湖北的模拟考卷非要出得这么难,非要把紧张备考的学生搞得精疲力竭,心力交瘁?如果没有这份自信也就罢了,我也就安于现状,正视现实就是了。偏偏我又不甘如此,这又导致了我更加的惶恐和焦虑:失望?沮丧?茫然?抗争?各种感觉如五味杂陈,又能与谁人说?这种心理上的煎熬直接导致了我后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回避了一切可能需要继续深造读研究生的大学和专业:我不想读研,也无意出国,我只想念满四年大学早点出来工作。

负重前行中的过于自信带来的副作用远不止如此:高三下学期,假小子高云再次拦住我,告诉了我一个据说是坊间流传很广的对我的评价: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个评价给了我很大的打击,而且我也没有能力去反击。此后不久,金老师让大家各自报上自己期望的高考分数和志在超越的同学,张榜以示互相鼓励、互相监督,全班就我没有提交。

高考前不久两个本村叔叔结伴到学校拜访了金老师。金老师说:“明廷胜啊?考个一类大学还是没有问题的。”说实话我对这个评价是颇为失望的,我觉得这表明金老师终于也对我失去信心了。两位叔叔添油加醋的描绘了一番我家的困难——实际上也许还算不上添油加醋吧——摆脱了百般推托隔着窗户扔进去一条烟。隔日的清晨,晨练的金老师叫住了在操场上跑圈的我,塞给我几十块钱。我捏着这几张钱,站在跑道中间,抬头望天,脑子里一片空白……

4

高考我意外的获得了近乎完美的发挥,我也因此得以顺利从鄂高毕业。十多年后我从网上看到了一篇关于鄂高的报告文学《校园世纪风——鄂南高中创“重中效应”纪实》,从中了解到很多家庭条件比我当年更为困难的校友的奋斗事迹,包括我同一届的优秀校友余晓军。这使我明白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大多比较困难,像我一样农民子弟出身的寒门学子也许不在少数;再加上家家都有的难念的经,与我一般在遭受着物质与精神双重煎熬的情况下仍然负重前行的例子恐怕也不是个案。

及至后来,我看到了一位有着类似心路历程的师姐写的文章,她在回首鄂高三年难以名状的心理煎熬时想得最多的是“逃离”一词。我扪心自问,我当时想过逃离吗?我觉得没有!即使在今天想来,当年的艰难岁月虽我见犹怜,但对于当年那个寒窗苦读的弱冠少年来说,他会有觉得苦吗?他会有时间来顾影自怜吗?如果是那样,他会有勇气撑到今天吗?今天我们谈论逆商,我觉得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寒门学子而言,我们似为逆商而生: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砥砺奋进,百折不回!如果说阅历就是一笔财富,我想这也许就是鄂高三年寒窗生涯给我的最宝贵的人生财富吧。

参加工作后再次回到鄂高,已是2010年。慈父般的金老师已经退休,回家享受着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汪Sir汪卓老师虽然风采依旧,却也已是人到中年。十几年时光荏苒,再见面时依然是倍加亲切。

(2014年9月16日左右,来北京看病的金老师夫妇)

我与在校的几位老师和昔日同学欢聚了片刻,却没有走进鄂高校园。学校早已易地而建,满足了这十几年来大扩招的发展需要,只是这新校园里却不曾留下过我的一颦一笑,一珠一履。我魂牵梦系的鄂高只在那浅虫低吟的笔架山下,在氤氲轻绕的淦水河边。那里有我筚路蓝缕的寒窗生涯,有我五味杂陈的青春韶华,有我黄沙百战穿金甲的豪情壮志,也有我不破楼兰誓不还的铮铮誓言……


(作者简介:明廷胜,鄂南高中1994届高三(三)班毕业生,后入学中国人民大学。现供职于大连银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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